翻开语文课本,在文学常识一栏,总写着各种复杂的名号,给我们早年的默写生涯,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。

来源:部编版七年级下册语文第12课《卖油翁》文学常识

事实上,这种程度的名号,才算是入门级别。论及古代诗人的各路名称,其复杂程度,足以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力。

我们知道,古人为了表示尊敬,一般不直呼其名,而通过其他一些词汇来指代对方。这条原则,在爱好文化的诗人手里,衍生出各种新花样,表字、别号、郡望、家乡、官职、封爵、谥号等等,凡是可以拿来指代对方的称呼,全部都拿来使用。总之一句话,叫什么都行,就是别叫本名。

随手几部诗文集,更无一个是本名。来源:豆瓣



这些不同类型的名号,按照获得的难易程度,可以分为入门级、进阶级、高阶级三种。

入门级别:表字、别号组


这类名号的特点,在于门槛极低。但凡男性,成年后都有表字,号也可随意而起,与出身、职位等等均不相关。表字的用词,常常与本名相关,如李白字“太白”,高适字“达夫”等等。而别号的产生,常常与居住地挂钩,比如杜甫号少陵野老,少陵是杜甫一度居住之地;苏轼号东坡居士,东坡也是苏轼一度居住之地;陶渊明号“五柳先生”,则因为“宅边有五柳树,因以为号焉”之类。

这类入门级称呼,常常用来指代那些单纯取得文学成就、却未能在仕途上得以大用、或靠其他称呼不足以区别开来的诗人,典型如仕途坎坷、27岁英年早逝的李贺,便以表字“李长吉”留名文坛。

《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》书影。来源:豆瓣

进阶级别:郡望、家乡、排行组


除个人色彩明显的表字、别号外,若出身某地望族,或是当地名人,或是家族支系众多,也可用郡望、家乡、排行来称呼对方。我们熟悉的“韩昌黎”(韩愈)“柳河东”(柳宗元)“刘二十八”(刘禹锡)等,均属此类。

当然,郡望、家乡、排行这类标签,重复度较高,若用此来称呼,对诗人名气的要求也就很高。比如韩愈自称郡望昌黎,昌黎韩氏为中古名门望族,原则上但凡是昌黎韩氏族人,均可自称“韩昌黎”,但因无人匹敌韩愈的名气,他便独占了“韩昌黎”这一名号。再比如柳永排行第七,世称“柳七”,原则上但凡姓柳且行七的人,都可称为“柳七”,但因无人匹敌柳永的名气,他便独占了“柳七”这一名号。

高阶级别:官职、谥号、封爵组


如果说表字、别号体现的是个人色彩,郡望、家乡、排行体现的是家庭出身,那官职、谥号、封爵这一组,体现的就是名副其实的身份地位了。

以官职称呼对方,是自古以来的传统。早在魏晋时期,嵇康曾担任中散大夫,阮籍曾担任步兵校尉,从此为文学史留下了“嵇中散”“阮步兵”的名号。在唐宋时期,若想让他人以官职称呼自己,首先便要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获得出身,大部分诗人便折戟于此。在这基础之上,若想进一步得到谥号,那就要尽全力跻身高级官员行列。若想再进一步获得封爵,那就只有位列宰相才能得到这一待遇。简而言之,有官职者已为少数,有谥号者更少,有封爵者更是极少。

第一阶段,比如杜甫,安史之乱期间投奔肃宗,累擢至检校工部员外郎,世称“杜工部”;第二阶段,比如苏轼,担任翰林学士多年,死后谥号“文忠”,既是“苏学士”,又是“苏文忠公”;第三阶段,比如欧阳修,官至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,以太子少师致仕,死后谥号“文忠”,封楚国公,既是“欧阳少师”,又是“欧阳文忠公”,还是“欧阳楚公”。阶段越后,地位越高。

以上三组名称,互相并不冲突,可以同时使用,区分度高者优先。名号种类越多,证明身份地位越高,典型如政坛文坛都出名的王安石。

王安石字介甫,按表字可称为“王介甫”;家乡抚州临川县,按家乡可称为“临川先生”;担任宰相多年,按官职可称为“王相公”;作相后受封荆国公,按封爵可称为“王荆公”;罢相后自号半山,按别号可称为“王半山”;过世后谥号为“文”,按谥号可称为“王文公”。从王安石到王文公,七个名称,出现的时间先后不同,指代的都是同一个人。


以上几种称呼,还可以进行排列组合,产生诸如“王荆文公”“水部张十八员外”一类的进阶名称。名称越复杂,识别度就越高,越能将他和同姓、同乡、同官职的其他人区别开来,从而具有更强的指向性。


唐宋八大家主要名号不完全统计表

这类叫法,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。一时名流,如于忠肃(于谦,以谥号称)、杨升庵(杨慎,以别号称)、张江陵(张居正,以家乡称)等等,其名号都遵循这一法则。

伴随着时代的发展,表字、郡望、封爵、谥号等繁琐用语,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直呼其名以表示尊敬的称呼原则,却依旧存在于当代国人的日常话语之中。

唐朝诗人,一写诗就要动手
砸缸的司马光,还有这样一面
火到BBC的杜甫,曾经火到超乎想象 “背诵默写天团”,究竟有多熟? 来自湖北县城的他,凭什么改变大明文坛?

文字:平武
图片:网络
责编:王子墨
编辑:孙小婷 王远方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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